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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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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的时候在人民大会堂等待总理记者会开始看到香港的一位同行正在和主管部门的官员在会场的角落讨论着什麽从双方的脸色来看非常的凝重显然事关重大。等官员扳着脸走开那位同行过来告诉我们“我放弃提问了。”




做这行久了谁都知道每年的总理记者会都会给香港媒体一个机会为了公平起见会在部分港媒之间轮流。至于问怎样的问题就在去年香港出版的一本书里面一些在过去这十多年来得到了提问机会的记者们讲述了整个过程官员会提前三天给问题当然如果有些记者觉得不理想那就可以反映意见双方进行沟通在经过讨论和相互妥协之后找到一个双方都相对满意的结果。毕竟官员不想让被问者为难而提问者不想让同行和观众痛骂浪费提问机会辜负自己记者的这个职业。




如果官员不肯让步那记者可以怎样做去年轮到提问的香港记者思考再三站起来提问的时候夹带了自己想要问的问题而09年的那位香港记者最终选择了放弃提问因为他知道如果站起来不顾一切问了想要问的问题也就意味着破坏了和内地良好合作的局面放弃是对自己以及所工作的媒体最有利的选择。



是否听话的手段。


称职的记者自然会对问题会有判断过于大而空或者忽略了眼前的热点自然会努力的进行沟通协调而遇到开明的官员往往会有不错的结果。外国媒体的提问一般在内地网友看来很是过瘾但是如果和一些外媒同行聊天的话大家会觉得应该可以更加尖锐一点。只是大家的评价标准不同但是不管怎样因为明白外媒的标准所以往往外媒在争取提问的内容的时候空间要相对大一些。


当然如果轮到提问的记者或者工作的媒体关心的只是可以提问本身自然不会关心拿到手上的问题是不是符合新闻热点是不是符合自己所工作的媒体针对的受众的预期甚至大而空是否不专业。


机会是给媒体的而媒体必须选择谁来代表自己这个媒体毕竟是一场全球直播的记者会。有的选择专业记者有的选择代表媒体门面的比如主持人而非记者最终会有怎样的结果这些年来大家自有判断。


十五年前感性的提问亮丽的美女会有让大家耳目一新的感觉毕竟沉闷的太久了但是十五年之后社会进步了观众成熟了于是人们更关心记者提问的问题的内容。这就好象十年前一个”女战地记者“的标签让我可以走红现在当各大电视媒体还在走这条道路刻意的派出女记者到一线的时候人们早就不再关心记者的性别而是关心记者的表现了。


如果一场记者会让大家记得的是提问的记者而不是被提问的人其实这样的记者会是蛮失败的。提问的记者成为新闻的主角在十多年前也许还挺有新意但是在十多年后的今年如果还是想着依靠提问而”一问成名“那也未变太天真和落伍了。至少在中国的网络世界当中已经证明反而只会弄巧成拙。


09年的那位同行本身就是新闻部高管所以可以自己替自己也替自己工作的媒体做这样的决定。但是对于其他记者来说比如去年那位放弃是不可能的事情太“尖锐”也不可能那意味着得罪公司管理层。在这点上争取到提问机会不少港媒的老板们同样看重不单单是港媒一些外国媒体也是一样舍得主动放弃的媒体毕竟少数倒是被动的没有机会的很多能不能提问已经成为考验一家媒体是否听话的手段。




称职的记者自然会对问题会有判断过于大而空或者忽略了眼前的热点自然会努力的进行沟通协调而遇到开明的官员往往会有不错的结果。外国媒体的提问一般在内地网友看来很是过瘾但是如果和一些外媒同行聊天的话大家会觉得应该可以更加尖锐一点。只是大家的评价标准不同但是不管怎样因为明白外媒的标准所以往往外媒在争取提问的内容的时候空间要相对大一些。




当然如果轮到提问的记者或者工作的媒体关心的只是可以提问本身自然不会关心拿到手上的问题是不是符合新闻热点是不是符合自己所工作的媒体针对的受众的预期甚至大而空是否不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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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互联网上的中国和现实中的中国似乎差距很大。坐在大会堂记者会现场前后左右的所谓同行他们并不关心台上台下的提问甚至没有看到他们有录音有记笔记他们忙着照相拍台上相互把记者会现场当成背景拍照留念。


当我忙着记录台上的回答时周边的这些我的同行忙碌的转换座位让我真想大声斥责他们深为记者如果不是来采访而只是为了实现参与那还称得上记者吗也因为这样对于有几个记者在散会后抢主席台上的水瓶就一点也不奇怪了因为几乎每年的这一天都上演着同样的戏码走了一批这样的人又来一批。


我不知道是他们和现实生活脱节还是互联网上的中国距离现实生活过于遥远。因为不然很难理解为何我的这些同行们依然还是乐此不彼当然我也对把他们称为“同行“还是很有保留。

好吧看看电影票房朗诵式的深情的提问还是很有观众市场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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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互联网上的中国和现实中的中国似乎差距很大。坐在大会堂记者会现场前后左右的所谓同行他们并不关心台上台下的提问甚至没有看到他们有录音有记笔记他们忙着照相拍台上相互把记者会现场当成背景拍照留念。




当我忙着记录台上的回答时周边的这些我的同行忙碌的转换座位让我真想大声斥责他们深为记者如果不是来采访而只是为了实现参与那还称得上记者吗也因为这样对于有几个记者在散会后抢主席台上的水瓶就一点也不奇怪了因为几乎每年的这一天都上演着同样的戏码走了一批这样的人又来一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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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年的那位同行本身就是新闻部高管所以可以自己替自己也替自己工作的媒体做这样的决定。但是对于其他记者来说比如去年那位放弃是不可能的事情太“尖锐”也不可能那意味着得罪公司管理层。在这点上争取到提问机会不少港媒的老板们同样看重不单单是港媒一些外国媒体也是一样舍得主动放弃的媒体毕竟少数倒是被动的没有机会的很多能不能提问已经成为考验一家媒体



我不知道是他们和现实生活脱节还是互联网上的中国距离现实生活过于遥远。因为不然很难理解为何我的这些同行们依然还是乐此不彼当然我也对把他们称为“同行“还是很有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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